總理之行體現“共”之理念

 

　　11月9日，在成功出席上海合作組織成員國政府首腦(總理)理事會第十五次會議、中哈總理第三次定期會晤、第五次中國-中東歐國家領導人會晤、中俄總理第二十一次定期會晤后李克強總理乘專機回到北京。一周間的緊湊行程，再次為中國打造互利共贏的公共產品及其制度平臺進程留下濃重一筆。

 

　　半年前的2016年7月13日，李克強總理赴蒙古國訪問并出席在該國首都烏蘭巴托舉行的第十一屆亞歐首腦會議。此行不僅意味著李克強總理是蒙古國換屆選舉后訪問該國的第一位外國領導人，更重要的是此行敲定了中蒙政府間經貿科技聯委會、礦能和互聯互通合作委員會等機制的建立，并就中蒙間涵蓋經貿、能源、基礎設施、金融、氣候變化、媒體交流等領域合作，加大對蒙古基礎設施的投資，努力推動中國“一帶一路”和蒙古國“草原之路”發展戰略對接，并計劃在2020年實現雙邊貿易額100億美元的目標。

 

　　我們知道作為身處內陸縱深和僅有中、俄兩個鄰國的蒙古國在蘇聯解體后，迫切渴望獲取優質的國際投資和契合蒙古國產能優勢的貿易市場，盡快融入全球化的國際政治、經濟、社會潮流當中。來自中國經濟、交通、互聯網基礎設施的支持為蒙古國的發展創造了時間和空間上的可能，極大緩解了蒙古的政治經濟復蘇成本壓力。

 

　　中蒙間的合作重點是讓蒙古國能在中國崛起的發展紅利中盡快地實現現代化發展目標，解決好結構性地區貧困問題。它基于中國對周邊環境的一種優化和重塑觀念，同樣也傳達著一種價值信號：中國主張創立的國際制度不同于以往各個歷史階段的強國，它將摒棄和駁斥強國依靠推動支配意志的秩序來塑造自身地位的思維范式，更多地強調“共發展、共盈利、共命運、共治理”的價值理念。

 

　　此后，在9月25日開啟的中國-古巴“老朋友”之行、11月2日的中國-吉爾吉斯坦“好鄰居”交往及后來的中國-中東歐國家領導人會晤中的“跨亞歐牽手”，李克強總理都不斷地在這些雙邊/多邊合作交往中強調共贏理念。

 

　　我們知道在國際合作當中，最大的困境和難題是國家間合作信息的不透明和國家實力的非對等，部分國家往往會采取追求單邊利益的政治行為并使合作關系陷入相互猜疑的囚徒困境當中。

 

　　然而，中國用自己的智慧和方式證明了這種觀念并非絕對，吉爾吉斯斯坦總統阿坦巴耶夫近日在講話中這樣評價，中國是吉爾吉斯斯坦“可信賴和依靠的鄰居，是對吉有益的鄰居”，“我們的中國鄰居樂見吉爾吉斯斯坦的繁榮，從未向吉爾吉斯斯坦提出任何政治條件，從不將自己的意愿強加給吉爾吉斯斯坦”。

 

　　由此可見中國在推動地區發展與合作時秉持的“共”之理念，它是中國構建地區乃至全球服務型大國，創造和提供國際公共產品的原則，是全球再度盛行的霍布斯對抗性政治思維和馬基雅維利霸權道德規則之外的“新意”，是對西方價值觀和話語體系的現實解構。

 

　　不論是李克強總理在拉脫維亞“16＋1合作”發表的《中國-中東歐國家合作中期規劃》和《中國-中東歐國家合作蘇州綱要》，還是在俄羅斯出席中俄總理第二十一次定期會晤聯合公報中提出的一系列中俄民生領域、能源科技領域合作，都無不透出讓雙邊/多邊各國國內民眾有更多“獲得感”，讓國家政府有更多“實在感”。

 

　　中國解決國內經濟發展困惑時提出先富帶后富的方針，如今我們將這一理論實踐的經驗和成果在歐亞地區中部和其他欠發達區域推廣落實，而作為中國經濟支柱的基建產業、貿易產業和開始迅速發展的金融業和服務業也能從這些拉動式合作中得到惠及，李克強總理2016年內五次出訪，已經“斬獲”近1400億美元大單，把中國國際公共產品的品牌和規模推到了2.0時代，這些合作與服務精神中所蘊含的“共”不僅是一種節奏，更是一種中國式的價值和智慧。

 

　　微觀宏觀同步發力優化宏觀區域治理

 

　　李克強總理在2016年7月的第十一屆亞歐首腦會議中提出：當前亞歐地區總體保持和平穩定，但各種傳統和非傳統安全挑戰依然突出，其中恐怖主義活動是各國面對的共同挑戰。各國需要攜手加強反恐合作，構建真正開放、包容的社會，從根本上鏟除恐怖主義滋生的土壤。

 

　　歐美國家雖然對國際恐怖主義的研究頗為深入，同國際恐怖主義之間打交道的時間也最長。但是，從當前歐美國家對恐怖主義所采取的治理方式來看，他們并沒有看透這一愈演愈烈的問題本質。從北非到中東，越是恐怖主義泛濫的地區或國家，就有越多貧困、封閉保守的社會環境，它很容易受到宗教極端思想的侵蝕，特別是在經濟不景氣、失業率居高的地區，往往陷入政治失序和社會動蕩的風險就越大。制導炸彈、無人機和特種部隊，無法從根本上消除恐怖主義的蔓延，美國在阿富汗的大規模軍事存在并沒有解決該地區由來已久的恐怖主義威脅，甚至還促使它蔓延到了巴基斯坦北部和中亞地區。

 

　　宏觀治理非傳統安全問題的本質，需要依靠拉動欠發達地區經濟復蘇和重振基礎設施，實現人員、文化、信息的高效流通往來，促使社會文化結構更具開放性、現代性、包容性，這就要依靠中國倡導的經濟投資和產能合作、互通互聯；另一層面，非傳統安全，特別是跨境犯罪和恐怖主義依然是國際社會中的一股頑疾，這需要依靠國際組織和國際制度的框架的約束與統合，各國形成標準統一、聯合打擊、信息共享的共識與態勢。這些都對上海合作組織的機能建設提出了新的挑戰和要求，為盡快滿足地區安全治理“建”與“破”的雙向需求，上海合作組織的進一步完善和演化應運而生。

 

　　2016年11月3日出席上合組織成員國首腦理事會會議，李克強總理提出了對上海合作組織未來發展與規劃的6點建議，深化安全合作、加快道路互聯互通、促進貿易和投資便利化、加強金融合作、推進生態和能源合作、擴大人文交流等建議，體現出對恐怖主義、宗教極端、跨境犯罪、國際販毒等歐亞地區跨境非傳統安全問題的微觀遏制和宏觀根除的雙向治理理念。

 

　　國際公共產品是利益絕非負擔

 

　　自進入21世紀以來，經濟全球化和區域化的不斷加深，同時也伴隨著環境污染、金融危機、領土爭端、民族矛盾、宗教沖突、恐怖主義、跨國犯罪等問題的不斷擴散蔓延，這使主權國家和國際社會在全球、區域與國內層面面臨著愈加復雜多樣的挑戰，如何有效應對或化解這些威脅和挑戰，或產生更多行之有效的國際公共治理方略是當前形勢下的新需求。

 

　　增加國際公共產品供給越來越成為國際社會的強烈需求和普遍共識。面對當今國際公共產品供給不足的現狀和國際社會的共同期待，中國作為一個負責任的大國，積極參與全球和地區事務在維護世界和平與發展、促進區域互信與合作方面肩負起重要的作用，充分展現了負責任的世界大國的擔當，全球治理和區域治理不僅有助于化解當今的非傳統安全危機，也是中國主導構建多元一體、命運共同的國際新秩序、新價值的契機，有利于加深中國與有關國家間的合作關系，使更多的中國經貿、中國理念、中國智慧、中國文化走出去。

 

　　荷蘭依靠提供和維持格勞秀斯提出的國際海洋貿易規則得到了16世紀末歐洲最具實力的強國地位，英國則依靠推動完整的全球貿易與通商準則維持其“日不落帝國”的全球話語權，美國用更具約束力的國際法、全球性制度和價值體系充實其在70年代霸權衰落后的領導地位，因此對于復興階段的中國來講，創建更新穎、與時俱進的國際公共產品，是中國“軟實力”的重要構成部分，話語權和國際地位是無法簡單地用財富能衡量的。